大數據時代已經到來。與以往工具性革命不同的是，很多理解大數據的書籍或文章，都在表達同樣一種觀點：大數據大有取代人類的組織、制度，甚至道德、價值觀和宗教信仰的超常力量。大數據，已經全然成為主體或主宰的角色。“除了上帝，任何人都必須用數據來說話”，成為對大數據神奇功能的最經典表達。在這里，人，已經退居于次位了。

那么，大數據究竟是人類的工具，還是主宰？如果只是工具，我們只需要回答工具運用的利弊和風險；但如果超出了工具的范疇，整個人類社會便都在大數據的幽靈管控之下，那將是什么樣的場景？

大數據未必萬能

記得有這樣的說法，歷史是不可能的。意思是說，人類社會要將自身全部的歷史真實地記錄下來，沒有可能性。這是因為，每個人都是人類的一部分，每個人每分每秒的活動，都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，當且僅當這些活動被完整地記錄時，人類真正的歷史才得以存在下來。

經驗告訴我們，管理是不可能的。現代社會，將一個組織內部自然分裂為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。不論管理者使用何種監督、管理、控制、激勵、評估和考核等方法，他根本不可能使被管理者每分每秒都嚴格服從管理者的要求。因為管理者根本不可能完全掌握被管理者每分每秒的活動情況。

歷史和管理不可能，預測未來就更不可能了。明天股票市場的走勢如何？2016年巴西奧運會上哪支隊伍將問頂足球冠軍？誰將贏得下一屆美國總統的選舉？盡管人們樂此不疲地預測這、預測那，用盡了參數、算法、模型，最后卻從未有過“一致的”預測結論。就是“預測準確”者，事實證明也大多不過是運氣加猜測。

就在我們將如此“不可能”演進到更為廣泛的領域時，大數據來了。

所謂大數據，核心就是“量大”，或稱全量數據。既然全量，數據就是混雜的，不精確也不需要精確，有可計量和可計算的，也有不可計量和不可計算的。正因為如此，以往關于數據之間的“因果關系”，在大數據時代就只存在“相互關系”了——你不需要由部分去推測全部，全部都可視或都可掌握。

舉例說，當年泰坦尼克號撞上了冰山，船長能夠看到的，只是冰山一角；他只能通過這一角冰體，去推測整個冰山大小，建立海面上可見部分和海里不可見部分之間的“因果關聯”。如此認知冰山，具有極大的盲目性。結果，悲劇發生了。

如果能夠掌握整個冰山大小和運動的全部狀況，船長就將避開冰山。冰山大數據在此給予船長決策的信息，完備到了沒有絲毫的遺漏，不需要任何的推測，當然就不需要任何的參數、算法和模型了。可見的一切，決定了可控的完美。

但是，人類有如此的可能，記錄和保存下來全部關于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大數據嗎？

我們注意到，許多學者對于巨量的現代信息記錄和儲存有足夠的信心。特別是，對于人類活動所有信息的自動記錄，以傳感器為代表的科技手段顯示出了強大的功效；甚至于，關于人類大腦記憶、思維活動和邏輯預測，這些看不見的存在，隨著腦科學和信息科學的進一步的發展，也將被全部記錄、可視化以及可掌握。大數據就將是“大全”無疑了。

這樣，我在此時的寫作，很可能就被身邊無所不在的傳感器所記錄，并傳遞到某個存儲中心。相應而來的，就是管理者能夠十分清楚被管理者分分秒秒的言行，管理輕車熟路。至于預測未來，再也不能稱之為“預測”，因為將要發生和出現的事項，由于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全量數據，包括人們腦子里想要做的，都已經確定存在了。你要問明天的股市走勢？好，所有投資者的想法都已經被清楚掌握，是漲是跌完全確定。

這與其說是預測明天，不如說是今天決定明天。

這是一幅奇妙誘人的畫卷。然而，基于它人類生活邏輯的缺失，我們只能認為這是現代人類思維創造出來的新型“烏托邦”。或者至少，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確定的。這正如地球資源無法支持無限擴展的人類數量一樣。再大的大數據，也無法盡收自然和人類社會全部的存在和活動內容。

更為重要的在于，大數據不可能僅僅由機器設備自身運轉來實現其功效，總是要有人的介入或至少是協調，抑或是管控。人的非機器屬性，決定了有人在的大數據必定有不確定的“人為”因素。管理也好，預測也罷，依據于“人在”的不確定數據，就難得有完全正確并精確的管理方略，更談不上將明天未定的格局確定在今天了。

如果人類被大數據主宰

與他種工具相比較，由于不斷進步的儲存、移動和網絡技術，大數據工具很容易被提升到更高層級，大有“超級工具”的意味。這種進階，常常讓人們的思維走得更遠，大數據似乎有對其他工具的取代功能，甚至有超越工具的功能。

從人類社會發展史來看，技術、制度（包括組織和規則）和道德理念（或文化價值意識形態）是三個不可或缺又不可相互替代的社會要素。這三種要素，都是由人類自我創造、變革和積累起來的。相對于人的主體地位，它們都是工具性質的，是從屬性的存在。當技術進階特別是出現突變時，既存的制度和道德理念就將受到巨大的沖擊，從而產生制度和道德理念變革的需要。通常的結果是，基于技術進階的直觀、直接進步性，適應性的新制度和道德理念就將逐漸形成，一個新的技術、制度和道德融合的時代到來。

有點可悲的是，人們常常忽略了另外的一面：技術進階或變化并非必定、長久和全面地意味著人類社會的進步，制度和道德要素經常會反過來，抑制、協調甚至取消某些技術的進階。在這種意義上，可以說，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，就是這樣“三大要素”不斷變化、影響和組合的歷史。

時下關于大數據作用的突出化或神化意味，是相當濃厚的。篤信大數據這個新鮮的造物，不只是一種新的技術工具，更有那跨越疆界，取制度和道德意識而代之的功用。如此邏輯再往前走一步，那就是取代人的主體地位了——大數據時代的全面到來，人的主體地位終結。

達到巔峰的大數據邏輯

當大數據大到完全無遺漏地記錄人類社會所有的個體、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時間里的言行，并可以自動分析和掌握所有個體的言行規律、習慣，甚至偶然的例外時，每一個人便都被完全地“數據化”了，以往定義的“自然人”、“經濟人”等，就被“數據人”所替代；同時，儲存、傳遞和使用數據的技術手段日新月異，數據越來越失去其私密控制的可能，每個人不只是“數據化”，還被“透明化”。

例如，現在的“人肉搜索”，未來就會為“透明人展示”所取代。大數據能夠達到的巔峰，就是如此“透明數據人”的出現。這意味著什么呢？

當你清楚，在通過路口時，你的言行都被“探頭”等工具“數據化”而完全“透明”在公眾面前時，你便會自動地服從路口通行的規則。所有通行者都是如此時，路口便展示出機器對于人的管控特征來：人人都聽機器的。人在此時，似乎不再自我、自在和自由，只有對于機器設定流程和技術標準的完全、絕對和終極服從。如果有“出格”言行，因“數據”完整，又透明公開，你將受到懲罰。可見，“透明數據人”的第一意味，就是服從機器或是技術工具。人，屈從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。

進一步看，基于全量數據和全透明，人性中的三大“惡”，即貪婪、懶惰和恐懼，就會受到極端性的抑制，甚至被消滅。既然你的一切都“數據”和“透明”，那些“見不得人”的東西，就不會讓其見人了。人皆如此，這個世界就不僅沒有見不得人的東西，連相關的想法都沒有了，人性里的“惡”就此消失殆盡。那是一個多么簡單和諧的世界！

與“惡”相對應的，是人性中的同情、憐憫、關愛等“善”。當“惡”消失時，“善”因為缺乏“惡”的對比，自然地平常化，其“善”的程度也必定日益淡化，最后成為日常言行而社會性地被漠視，至少不會被突出、敬重和褒揚。這樣的“善”，與其說是“善”，不如說是常態之為更貼切。“善”一旦成為常態，便不需要張揚、鼓勵和推動。在這一點上看，人性實則已無善惡，事物完全舍去是非。

再往前行，組織、制度、道德和價值觀，還有宗教理念等，這些基于人性的“善惡”復雜結構而形成的社會歷史形態，就沒有必要存在。當路口人人都基于大數據而完全無誤地遵循規則通行時，監督的交警和處罰或褒獎的機構都是不必要的，相應的制度也顯得多余。就是那些所謂的道德要求和理念，大數據加以透明化，人們不再以道德的良好感知為驅動去守則，守則成了固化行為，道德等意識形態類的東西還能夠存在嗎？

人之所以為人，在于人性有別于世間他類存在物的本質。這一點表明，人性不可能更改，人的主體性也不會改變的。

雖然如此，人類歷史的經歷表明，人性和人的主體性是一直受到自然、人類社會自身和人的創造物的限制、沖擊和挑戰的，不時的、局部的人性喪失和主體性疑惑與徘徊，都是存在的。在人類社會思想和實踐的長河里，人性和人的主體性一直都處在存在和反存在的對抗之中。在這種存在和反存在的過程中，保有人性和人的主體性，就是人類的基本使命。在我看來，這一使命，至今未見得有絲毫的變化。

大數據，這個人類最新的大創造，無論如何看待它的巨大功用，它與貨幣類創造，沒有什么不同，也只是一種人類的造物。既然只是為人使用的技術工具，就不應當成為統治人的主體，事實上也成不了統治主體。

避免大數據霸權

大數據當然是有用的工具。雖然說，它并不可能讓“歷史可能”，卻的確讓“許多的歷史成為可能”，也的確讓“許多的管理成為可能”，并大大地提高了預測未來的水準。

同樣，大數據并不可能消除“因果分析方法”，但的確省略了大量的因果分析，還為復雜的因果分析提供了厚實的基礎。重要的是，許多自然、社會和經濟等風險，通過大數據，可以得到更為確定的掌控。在這個意義上講，大數據時代里，不會很好運用它的個人，必定落后；不會很好運用它的機構，必定會被淘汰；而不會很好運用它的國家或民族，將必定處處被動。

但再有用的工具，也只是工具。應當清楚，作為工具的大數據，自身并無所謂利弊。它的利弊，完全產生于人們對它的認知和使用。在這里，認知是第一位的——正確或說有利地使用它，取決于明確、客觀的認知。

這一認知的價值，表現在重申人的主體性，和人性本質的頑固上。或者說，只有人，才是“萬能的”。共同服務于人類社會還需要其他的工具，如組織、制度、道德和信仰等，都是服務于人的工具，大數據只是“工具箱”中的一種，它并沒有對于其他工具的取代功能。時下對于大數據功能過大的渲染，大有培育和強化一種“大數據霸權”或“技術霸權”理念的味道，推崇技術至上的社會生存和生活模式，淡漠并弱化社會組織、制度、法律、道德等他類工具，使得社會各種管理畸重于技術工具。

“技術霸權”會帶來什么

一方面，“技術霸權”強烈地忽略人的主體性，忽略人的主體性對于自我人性中“惡”的抑制，必將加大社會問題的沖突程度，加大社會管理成本，甚至引發巨大的社會對抗。當技術至上成為社會普遍的行為驅動意識時，人們就都會以追求技術工具的執掌和使用為常態，淡化人自我的內心約束。

一旦人性中的“惡”沒有了自我主體性的抑制，如法律意識的內化、道德感覺和信仰要求，技術工具競爭和對抗中的人性“惡”就將極端化，進而逼迫更為強大的技術工具出現、爭奪和爭斗，社會問題更趨嚴重，管理難度和成本巨量增加。如當下網絡世界里的病毒和反病毒，信息的盜竊和反盜竊，就是“技術霸權”問題最為生動的例子。

另一方面，“技術霸權”下對于其他工具的漠視和削弱，加重了人性“惡”的放縱。包括技術工具在內的“工具箱”，雖然都是由人自我創造出來的，但它們對于人性中的“惡”是有一定的外在抑制力的。有些工具，還是就人性之“惡”而創設出來的。大數據基于它“全量”加“透明”，有助于揚善止惡。

然而，單一的技術工具，根本無法發出較為理想的抑制作用。這是因為，“技術霸權”理念的普遍化，使得人們相信，技術工具的抑制，一定會有相應的反抑制技術工具出現；與此同時，制度和道德等工具的失位，讓這種技術性反抑制能夠輕而易舉地實現。當行車人用高新技術手段遮住了車牌，讓“探頭”照不到時，其違規行為就有了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的意味，而制度處罰和道德譴責的空缺，無疑會助長人們與“探頭”對抗的“惡”行。

令人擔憂的是，大數據正在向如此的“技術霸權”行進，懂它和不懂它的人們，都在試圖“搶占”大數據的制高點，努力去獲得那種技術神奇。

當然，現實也在給予我們明確的警示。人們不僅發現，真正完全無漏的“全量數據”根本無法獲取，也就無法由其來掌控外部世界，更無法用“確定”代替預測；而且發現，誰來使用大數據，成了最為關鍵的問題。

這如同當年居里夫人發現了鐳一樣，使用者的不同，決定了對人類意義的完全不同，或是用鐳治療人類疾病，或是用鐳制造殺人武器。這也如同在“伊卡洛斯悲劇”里，兒子和父親使用人造雙翼飛行的結果不同一樣。

說到這里，我們又回到人的主體性。鐳也好，人造雙翼也罷，還有大數據，最終決定它們“能”和“不能”、“如何能”又“如何不能”的根本的因素，是人，而不是這些被發現、創造或是積累的外在物自身。

在這個變化無窮的世界里，人類不可能不會迷茫，有時甚至是會迷失的，但時刻記住人的主體性，認清大數據類工具的屬性，我們就不會“迷”得過久、過深。

我想在此推薦英國學者維克托·邁爾－舍恩伯格等著的《大數據時代》一書。作者在預言大數據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，敏銳地提示了過于依賴大數據，將對人的主體性造成傷害。

希臘神話中有一個“伊卡洛斯悲劇”，仿佛就是人類被機器俘獲的寫照。一位叫伊卡洛斯的孩子，用羽毛和蠟制造的雙翼飛行時，沒有聽從父親代達羅斯的警示，過于相信雙翼，越飛越高，結果蠟被太陽融化，雙翼脫落，墜海身亡。就這一點，稱維克托·邁爾·舍恩伯格為大數據時代的“代達羅斯”，應不為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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